摘要：“如果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一味地随大流，那么无论从哪个方向吹来的风，对你而言都不会是顺风。”这是汪滔在深圳大学2015级新生开学典礼演讲上告诫新人的话。作为航拍无人机的掌舵人，他清晰地知道要将大疆这艘船驶向何方。
上周末，在深圳欢乐海岸去年底刚落成的旗舰店中，大疆发布了其新一款的个人消费级无人机“精灵4”。在各大媒体以及大疆创始人兼CEO汪滔的口中，这款产品“是一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工智能无人机”。
大疆各个“精灵”产品线在不断进化，唯一没变的是汪滔依然没有参加发布会，如果说“精灵3”是因为“产品不够完美”而选择缺席，到了“精灵4”，汪滔则希望大众将更多精力放在产品而非其个人身上。
如多年前iPhone问世，2013年大疆推出“精灵”消费级系列产品后，迅速在全球卷起无人机风潮，在全球无人机市场大疆已经占据70%的份额，2014年的营业收入超过5亿美元。
汪滔算不上是个圆滑的人，倔强个性中带着些一意孤行，在中国人的传统认识里，这样不够圆滑、八面玲珑的人或许不适合创业。但大疆的崛起与汪滔个人强硬的管理风格以及其固执追求完美的产品理念息息相关。
“如果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只是一味地随大流，那么无论从哪个方向吹来的风，对你而言都不会是顺风。”这是汪滔在深圳大学2015级新生开学典礼演讲上告诫新人的话。作为航拍无人机的掌舵人，他清晰地知道要将大疆这艘船驶向何方。
非标准化CEO
在大疆，汪滔有两个身份，一个是CEO（首席执行官），一个是CTO（首席技术官）。
很难去界定他是不是一个合格的CEO。他鲜少直面媒体，很少参加公众的活动，甚至缺席发布会。但对于产品和技术，汪滔近乎偏执地追求着“完美”这个词。
两年前，汪滔在接受极客公园采访时曾说过一句话：“我是做产品的人，我只想把产品做好，让更多人来使用。”
在大疆创立初期，汪滔曾列出一张愿望清单，根据无人机特点，要解决稳定性、清晰度、传输距离三个问题，大疆后来的产品线正是依照这份清单而展开。
这份清单中三大问题对应着大疆的三大技术：云台、航拍摄影以及传输系统。
“以前，无人航空器在操作体验方面存在很多不便，把大量的普通消费者挡在了门外。我们认为，凭借大疆的技术积累，能够推出一款高度集成化的产品，一举解决这个痛点，并且创造价值。Phantom系列的成功，证明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汪滔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在公司里，他强调最多的是“品味”二字，这一点更多体现在产品以及公司整体简约风格上。
对于品味的把握弥漫在公司的上上下下，公司员工每天下午有时令水果供应，这些水果的图片都经过行政部门员工P图处理，保证图片呈现的质量。
红杉资本合伙人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曾在自己的Linkedin上写道：“DJI 的精灵2 Vision 基本就相当于一个飞行着的Apple II。”
大疆也是依靠产品打入美国市场，成为与苹果相提并论的品牌。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是为数不多的汪滔欣赏的人。他将自己与乔布斯比作“英雄所见略同”。“他身上拥有很多优秀的品质，他的做法、想法也给我带来不少的启发，自然会爱屋及乌。”汪滔告诉记者。
跟大部分的CEO不同，汪滔出现在公众前谈论产品的机会少之又少，他和大疆的公关团队控制着公众获取这方面讯息的机会，原因是害怕公众过于关注汪滔个人从而分散了关注产品的精力。
这种避讳甚至远远超出一般CEO，他甚至缺席大疆产品的发布会，从精灵系列到手持云台相机Osmo再到农林植保无人机，每一场划时代的发布会，汪滔往往都只活在媒体通稿里。
对汪滔而言，产品中浓缩了所有他要说的话，无论大众是否接受、喜欢，他也不准备辩白剖析自己在研发时的故事以及心路历程。
如今大疆销售额已经超过60亿元人民币，汪滔也在去年被福布斯评为身价超10亿美元的无人机首富，但其依然保持最初创业时的衣着习惯：平常大都穿着衬衣，天气冷的时候在外面再套一件毛衫，只有在接待重要到访人物或者参加正式场合才会穿西装，其标志性的鸭舌帽总是不离身旁。
择人同谋
“现在部分企业热衷于自我炒作，还被当作大众榜样。它们依赖商术，却很少追求商道。”在本报记者追问目前大疆融资情况时，汪滔这样说道。
美国数据库网站Crunch Base数据显示，大疆分别在2014年5月以及2015年5月完成两轮融资，最近一轮融资7500万美元，由著名美国创投机构Accel Partner领投。
与其他创业者不同，从最初创立大疆，汪滔基本没有为“钱”的事情发过愁。对于投资人，汪滔只有一个要求，理解大疆以及他的产品。
汪滔首位支持者是其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老师李泽湘，他是大疆创新的早期顾问及投资者，现在是公司董事会主席，在去年仍持有10%的股份。
在公司起步阶段，汪滔依靠在校期间研发的直升机自主悬停系统模型挣取第一桶金。因为技术的稀缺，当时出售一个模型能够得到几万元钱，而大疆一款单品能够卖到20多万。当时产品还没达到实用阶段，主要作用是让大型国企领导进行功能性的展示。
在这种畸形商业模式中，汪滔看不到发展前景。
从新西兰代理商的口中了解到一些个人爱好者将系统搭载到多旋翼飞行器上，汪滔看到新的市场潜力，决定更改研发方向，将自主悬停系统搭载到多旋翼飞行器上并增强其实用性。
大疆另外两位大股东与汪滔的交情都不浅，他们分别在大疆初期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加入，并且在公司内担任重要职务。两人手持的大疆股份随着大疆估值水涨船高，根据《福布斯》计算，两人所持股份均已超过10亿美元。
或许是汪滔本人并不善于资本市场运作，又或许他希望将大疆交到自己信赖的人手中，从成立至今，大疆接受的机构投资者并不多。
汪滔并不想让投资人控制大疆市场化的步伐，在红杉领投大疆A轮之后，“大疆将启动海外上市计划”的消息甚嚣尘上，而大疆作出的回应是至少5年内都专注于产品，并没有上市打算。
对于炒作概念获取资本注意的做法，汪滔十分看不上。“这些做法，无非是想在盲目涌入的资本那里捞取一些好处。大疆不是一家‘B2VC’、‘B2股民’的公司。”汪滔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去年5月，大疆宣布完成7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领投方为美国著名风险投资机构Accel Partner。
随后，大疆宣布与Accel共同推出全球首只无人机基金Sky Fund，向包括机器人硬件与软件、计算机视觉与导航、多媒体工具与社区等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初创公司提供包含资金、技术和其他资源等全方位支持，特别支持使用DJI SDK(DJI软件开发套件)研发测绘、影像、农业、巡检等应用的企业家们。
在《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一书中，作者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用“硬球”一词形容政界人物为了权力和成就而展开的讲求实际、大胆出击的手段。
这个词同样适用在汪滔身上，在与同行竞争中，其并不是一个容易打交道的对手。
与苹果一样，大疆的成名很大程度在于汪滔准确把握了个人消费市场的需求，这也是大疆能够占据市场的关键。让大疆与之后进入无人机市场的极飞、零度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并且快速地甩开竞争对手，在个人消费领域迅速占据主导份额。
乔布斯曾经说过：“市场不需要调研，因为客户不知道他们要什么，直到你给他们想要的。”
2013年1月，大疆“精灵”无人机正式进入大众消费市场。
“大疆的成功在于其开创了非专业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市场，所有人都在追赶大疆的脚步。在大疆之前，无人机都是应用在专业领域，产品专业化程度高、对操作要求门槛高、产品价格昂贵，导致无人机无法普及。大疆把无人机扩展到了普通消费者的层面，迅速地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弗若斯特沙利文全球合伙人兼大中华区总裁王昕博士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在“精灵”之前，大疆主要产品针对专业航拍市场，产品操作起来有一定难度，价格也相对较贵。
汪滔很快意识到在专业领域的较量其未必能拥有优势，推出“精灵”的初衷是为了防止竞争对手发起价格战争。“我们当时想做一款有成本效益的，不需要玩家自己组装就能随时起飞的产品。当时主要考量就是这款产品能够先于我们的对手进入低端机市场，并没有想要赚钱。”汪滔在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这一举措拓展了消费无人机的市场空间，很快入门级的“精灵”在销量上超过了大疆其他专业级设备成为明星产品。
产品的品位需要反复打磨，而打磨的过程必然是非常痛苦的。在内部的微信工作群里，汪滔曾经分享过乔布斯的《遗失访谈录》里的一句话：“真正的魔法，是用五千个点子磨出一个产品，好想法要变成好产品，需要大量的加工”。
“精灵”的出现也促使航拍市场人员分配重新整合。
以往航拍门槛较高需要专业人员完成。“以前航拍最少也要有三个人分工：飞行、云台手、地勤保障，大疆推出‘精灵’后，很多人买个GoPro就能够做航拍，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天翔航空科技创始人朱秋阳告诉记者。专业航拍团队受到冲击迫使许多航拍人寻求技术上的转型。
除了飞行器外，相机是整个部件中重要的一环。在这一环节，大疆的竞争对手是以运动相机著称的GoPro，最开始，汪滔希望与GoPro合作开发一款产品放到GoPro上去销售，而两家品牌却无法在最终合作上达成共识。
“他们（GoPro）将我们当作设备供应商，但大疆并不是普通OEM厂商。”汪滔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表示，利润分成无法达成一致，更重要的是在合作过程中得不到平等对待。也因此，在“精灵2”之后，大疆就放弃了使用GoPro相机。
随后，汪滔在芯片供应商中争取到与GoPro所使用的同等质量的芯片，从“精灵3”开始，大疆在系列上使用自主搭载的摄影设备。很快，“精灵2”被大疆所淘汰，在天猫旗舰店上，目前“精灵”系列只有第三代与第四代产品在售。
偏执与独断
汪滔曾不止一次在公众场合表现其求贤的渴望。
过去，是人才让大疆在行业竞争中保持领先的地位。而在开发云台这项核心技术时，他遇到的困难也是缺乏人才。
“社会中具有真知灼见的人才密度不高。正因如此，我们一向注重人才的培养。目前，大疆的核心研发团队就超过1500人，比很多厂商的全体员工都多。”
在公司的内部管理上，汪滔则始终保持着强硬的风格。
在汪滔的办公室写着两行字“只带脑子”和“不带情绪”。在《福布斯》杂志的描述中，这是一位“言辞激烈却相当理性”的领导人。
“老板做事以精品为向导，对于设计不好的东西，会很直接地骂‘这是什么垃圾’。”一位已经离开大疆的技术人员罗文（化名）说道，“这种严厉也让员工能够快速成长。”
大疆内部坚持一种快速淘汰的工作模式，公司提倡员工加班，对于业绩较差的员工直接辞退。这样的工作模式和崇尚“狼性”精神的工作氛围，似乎十分不人性化，但其也在另一方面养成了员工激烈竞争的意识。“在大疆，玻璃心真的很难生存。”另一位离职员工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三年前，大疆开始运作RoboMasters机器人大赛，尽管这项比赛与主营业务毫无关系，大疆还是投资大量资金承办。最初DJI对RoboMasters有两套方案：一是继续以小规模夏令营的方式举办；二是重金承办，将其推向全国。最后的决定完全是由汪滔拍板决定的。
作为创始人的汪滔，这种激烈言辞与独断个性，也让大疆在初创阶段就遭遇了团队流失，首批员工几乎在公司创立两年后都纷纷离开。
“也许他们对未来的发展感到疑问，我曾经是个完美主义者，并且与人交流的时候不懂得表达而容易伤害到他们的感情。”在接受福布斯采访时，汪滔曾坦言，公司成立后，给3到4名团队成员分配股权时曾遇到不少困难，其所坚持股权分配应与员工贡献对等方式使团队成员感到不满。“获得少部分股份的员工无法接受而离开，一部分成员希望将自己部分股权转让给他人，被我拒绝，当时说出的气话伤害了他们的感情。”
从产品设计到内部管理，都依靠汪滔拍板决定，其独断的个性让大疆能够快速决策；这种独断的管理方式也为大疆留下了一批真正做事的人，促使创业中的公司快速发展。
随着制造成本下降、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就像曾经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一样，无人机的普及已经可以预见。大疆的产品还在不断完善和迭代中，大疆公司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未来如何继续保持大疆在全球无人机领域的领先地位？汪滔除了专注于产品研发，可能也要花更多的时间精力在知识产权保护、公司内部管理、公司业务拓展、与行业竞争对手打交道等方面，作为80后创业者的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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